80年,我高考落榜,心灰意冷时,一个女孩对我说:我陪你复读
太阳毒得像后妈的手,抽在脸上,火辣辣地疼。可我心里是冰的,从头到脚,冻得牙关打颤。
太阳毒得像后妈的手,抽在脸上,火辣辣地疼。可我心里是冰的,从头到脚,冻得牙关打颤。
1987年,我二十五岁,在北京一个破败的国营零件厂当工人,一个月工资三十七块五。
那年我二十二,浑身使不完的牛劲,脑子里却空空荡荡,除了车床的轰鸣,就只剩下我爹临死前那句话。
清晨六点,当大多数上班族还在酣睡时,一群身影已开始为全家准备早饭。饭后,他们还要送孙子去幼儿园、去菜场买菜,回家做家务、准备午餐……经常忙到晚上十点,一天的“工作”才算真正结束。这种“早6晚10,一周7天”的作息,是千万“老漂族”的日常。他们带着对子女的牵挂来
陈辉,四十三岁,一家不大不小的设计公司老板,有妻有女,有房有贷。
民政局的冷气开得有些足,吹得我裸露在外的胳膊起了一层细小的鸡皮疙瘩。
1989年的夏天,空气里全是燥热的煤渣味儿和纺织厂棉絮的甜腥气。
林晓燕是我对象,在纺织厂当挡车工,笑起来眼睛像月牙,说话声音不大,但每个字都能敲在我心尖上。
1993年的夏天,黏糊糊的,像一块化了一半的麦芽糖,把整个城市都粘住了。
93年的夏天,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,能把人骨头里的油都给榨出来。
每天的工作,就是听着纺织机“咣当咣当”的轰鸣,跟一堆油腻腻的零件打交道。
每天的工作,就是对着那台轰隆作响的“沈一机”,把一根根铁棒子,变成图纸上要求的样子。
我们红星机械厂子弟中学的学生,最大的乐子,就是放了学往厂区旁边那条野河里钻。
那年夏天,太阳毒得像个后娘,把柏油路都晒化了,黏糊糊的,粘住人走不动道儿。
刚从脚手架上爬下来,后背的汗衫早就能拧出水了,紧紧粘在身上,像第二层皮。
我那个刚毕业的亲弟弟,陈辉,带着他的女朋友,指着我的鼻子,让我滚出这个家。
我提着一个廉价的塑料袋,里面装着超市打折的速冻水饺,在楼下站了很久。
这事儿明明白白,像夏天正午的水泥地,烫得人心里发慌,躲都没处躲。
十年来,我每天早上六点都能在铁窗的方格里看到一小块天。阴天,雨天,晴天。但没有哪天的天,像今天这样,蓝得晃眼,刺得我流泪。
空气里全是黏糊糊的汗味,搅拌机轰鸣的噪音,还有工头马秃子那口大黄牙里喷出来的唾沫星子。